社會經濟在香港 — 超越主流經濟的多元性實踐 (2/4)
潘毅、陳鳳儀、阮耀啟
（*文章刊於 開放時代 2012年第6期 ）
（續）
四、香港社會經濟實踐之一：社區互惠人才市場
社會經濟作為一種優化的資源分配方式，可將社區內互不相聯的各種經濟成分轉變為利益合作共同體，建立一種新的經濟生產方式，從而帶動社區乃至更廣區域的經濟發展。香港一個社區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在這樣的基礎下衍生，它計劃以提升區內個人技巧及發揮個人潛能為目標，讓每一個人均可以分享社區內合作知識型經濟的成果。
香港鄰舍輔導會沙田服務中心是一所福利機構，社會工作人員負責策劃和推行扶貧服務，中心的互惠人才市場計劃就是這樣一個活生生的實踐中的社會經濟例子。現時，計劃內兩百多名婦女，每月為1,600多名長者、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和有需要的家庭，提供陪診、剪髮、清潔、起居照顧、維修、計算機培訓、興趣班等支持服務，有效地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及大量的支持服務，同時又創造了另類家庭友善的工作機會，讓未能在主流市場上佔有一席之地的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人士，能夠參與社會及發揮個人才能，並借此降低福利依賴，促進自力更新。
根據中心的統計，在參與計劃的兩百多名婦女當中，單親婦女佔約65％，中年失業婦女佔約25％，來港超過七年的婦女則佔約10％。當然，有部分會員同時擁有幾種身份，例如單親又失業，或單親的新來港人士等等。她們的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多於九成的婦女只有中三程度（初中畢業程度）或以下，擁有中五程度（高中畢業程度）或以上的婦女不足一成。從參與者的背景，我們知道需要另類工作機會的人士主要是一群低學歷、高齡及無薪酬、全職照顧家庭的婦女，她們難以在現時工時長、工資低的勞動市場尋求就業，逼於無奈要依賴綜援網。當這些婦女被貼上領綜援那帶有福利倚賴的標籤後，她們很難抬起頭做人，加上資源匱乏，她們參與小區工作的機會就更少了。結果，這些婦女被社會邊緣化，甚至遭到排斥，更難脫離貧窮。
其實，每一位單親家長、新來港或中年失業的婦女都擁有獨特的才能，也是社會寶貴的人力資源，只是現時的勞動市場把她們排斥在外。只要為這些婦女創造謀生的機會，她們一樣可以靠自己的雙手為家庭增加一點收入。這些收入或許微不足道，但足以為她們奪回一點經濟自主權，提升家庭的生活質素，增加個人的自尊、自信及社會參與，從而減少對政府施予的依賴。
事實上，通過互惠人才市場計劃，這些婦女確實為小區提供了多元化且富有彈性的服務，甚至滿足了市場未能提供的需要。以剪髮合作隊為例，雖然收費方面是以服務人數計算，每位婦女完成的數目亦各有不同，但她們的薪金是一致的。或許難以想像，有些做事麻利的婦女真的不介意多做一點，另外一些婦女也有空間慢工出細貨。同時，有經驗的婦女可以教導新人剪發技巧，而新人也會積極學習。一個團隊內可以包容這麼多的人，正是互助服務團隊的意義，這也反映了她們發展出共同擁有、共同分享合作成果的新社會關係。
另一個例子是陪診合作隊，同樣是主要由單親家長和新來港婦女組成，一位叫梅的婦女便一直參與至今。她是一位單親婦女，獨力負起照顧三個子女的責任，大兒子患有地中海貧血症，而她本人也曾患有淋巴癌。在困境中，梅加入了陪診隊伍，希望增加收入外，還能擴大朋友圈子，尋找同路人的支持。在參與的過程中，梅見證到自己的改變，她說自己學會了多聆聽別人說話，不像以往總要別人聽她說話，也更懂得與人相處、包容別人及與其他成員互相效力。而且，她的子女也認為媽媽較過往樂觀，衣着不再那麼老土。以往，梅主要依照丈夫的口味穿衣服，領口稍為大一點的衣服均被視作性感，因此她的選擇很有限。現在，她穿衣服不再為了別人，而是為了表現出自己的喜好及性情。認識梅的婦女都會知道，面對不合理的事情，梅一定不會坐視不理，就算面對中心主任，她一樣會當面拍枱（拍桌子）。她認為，有時候工作人員不能完全明白婦女工作的感受，因此工作人員應該要傾聽婦女的意見。可貴的是，梅已跳出了服務使用者的身份局限，正以同工的身份與中心職員一起努力經營，這種突破界限的平等參與，正是社會經濟所提倡的民主決策，讓參與者得以自我提升。這種對於公平、公正的追求，梅坦言大概基於從小缺乏父母的愛，所以她很在乎人與人之間的關懷。她指出，現在子女都長大了，她的確有空間找一份收入更可觀的全職工作，然而她並非把金錢放在最重要的位置，在她心目中，能推動計劃內的成員和諧共處、減少紛爭更為重要。事實上，當我們對梅的背景有了進一步的認識後，實在不難理解這個另類的工作模式為何如此吸引她，因為這裡是一個充滿關懷、平等的地方。在這裡，她找到了自己獨特的價值；在這裡，她找到了值得讓她去追求的理想。
社會經濟所嘗試的是一種以非純經濟利益為主導的社會交換生活，是一種基於互助關懷的社會關係，強調以小區為本，自下而上地參與及動員，發揮連結各個不同網絡群的才能、技術與經驗來服務其他社群中的成員。不少勞動者擁有的技術及經驗雖被主流市場所排斥，但仍可貢獻小區，甚至轉化為工人之間以互助合作方式維生。在香港發展小區經濟，正是改善基層處境的可行出路。近幾年香港一些勞工及小區團體在弱勢社群中組成工人合作社，或以小區互助方式進行各社群之間的網絡聯繫，希望能建立一種超越純粹以經濟利益主導的社會關係。
*本文是《打造新的跨境聯結：香港和珠三角的社會 / 社區經濟，公共政策研究，2010-2012》（Forging new trans-border links： social/community economies in Hong Kong and the Pearl River Delta， Strategic Public Policy Research，2010-2013）研究課題的部分成果。感謝香港社會經濟聯盟籌委會所有成員，特別是研究員盧燕儀小姐和香港理工大學應用科學系的古學斌、嚴海蓉和顧靜華博士。
